无锡八中80届同学聚会

-回复 -浏览
楼主 2018-11-07 16:31:40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学工——开门办学纪事之一》

79届黄步东   

一、

文革的时候,红色的海洋,中小学里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开门办学。所谓开门办学,就是让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劳动,去部队军训,学工学农学军,上面的精神是要学生不要死读书,到社会的大课堂中去实践课本的知识。

其中城市的学生,还是学工的居多。


不记得学工是那年开始的。只记得小学里就有了。我那时候就读的小学是延安小学,文革前叫塔坊桥小学(据说校门前的马路原来是条河,后来填河成路。河上有座桥叫塔坊桥),旧址就是现在的薛福成故居(虽然薛福成从来没有住过一天),所以上课的教室上方全是雕梁画栋,地上一抹的青砖。文革后改名,即后来的学前街小学,以后又并入了后西溪小学。

那时候,学校一周上六天课,其中周五下午是教师们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遇到这个时候,高年级的学生,就会安排到附近的工厂去劳动几个小时。

当时无锡城市很小,举个例子,城市的西南大致到现在的梁溪大桥一带(那时候还没有运河的桥梁,新运河是我高中的时候才被人开挖的,在梁溪大桥下面开挖运河的正是我们),再向外就是田野了。至于城中心,包括一些里弄都有各种工厂。那些厂都不是很大,不过我们小学学工的工厂是个例外,是个大型国有企业——国棉一厂,就在离体育公园不远的地方,现在的天元世家身子底下,印象中有好几千人,可以容纳好多班级的学生一起劳动。我们经常劳动的地方,是纺纱车间,俗称筒子间,一进车间,给我的印象就是白花花的一片。上面是连排的日光灯,下面是一排排整齐的纺机,像是一堵堵齐人高的矮墙,穿着白花花工作服(是一件连体的围兜)和白帽子的纺织女工们在其中穿梭来往,每个纺机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个纺筒,纺筒上绕满棉线的。电源一开,车间里就会响起哗啦哗啦的响声,每根白白的细细的棉线从筒子上绕向滚筒……仿佛是江河激涌、万马奔腾。

每个女工负责几排机器,需要不停滴来回巡视。

我不清楚其他的工作流程,我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旦棉线快完了,就要准备取下光身的筒子,把新的面筒换上去;或者就是棉线断了,就喊我的师傅工人把断头接上。那有一种专门的设备,像是交叉的两个尖嘴钳子,两下相错,卡塔一声,接头就接上了。开始我不会接,后来师傅教了几遍,就学会了,不过要小心自己的手指,别给夹住了。


有的机器上有专门一种小车,挂在机器上,人可以坐在上面,

师傅说,以前巡查都用脚来回走动,每个人一天下来,要走上几十公里。有了这个车,就节省了好多的脚力。机器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外国货,小挂车是建国后的发明,所以冠之于幸福车的美名,成为纺织工人在新中国幸福生活的象征。

在一个孩子眼里,机器不停下来,车间里永远是热气腾腾,生机勃勃,即使是大冬天,女工们也是穿着短袖,汗流浃背;车间里是热闹的,欢快的,充满着纺织女工们银铃般的笑声和叫声。间或有一两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来临,也会弄点打情骂俏的动静。因为每天伴着机器的轰鸣声,个个练就了一副大嗓门,养成了活泼开朗的性格,即便是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也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玩笑都敢开。依稀记得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一位小伙子被几个姑娘剥得只剩下内衣内裤,扔进了高高的棉絮堆里,把个人影都被淹没了。我疑心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否则一个身强力壮的伟岸小伙子,竟然奈何不了几个女工呢.

这大概算得上是我朦胧地认识大人们情感世界的发端吧。还或许也算得上文革期间全民清教徒生活中的一丝亮点吧。

 二、

 进入中学,开门办学的力度更大了,印象中,每个学期都有,第一学期学农,第二学期就是学工,轮流着来,一学就是一个月。

我学工的工厂记得有以下四个:电缆厂、第四制药厂、幸福食品厂、国棉四厂。在这四个厂的学工生活,各有特点。

电缆厂也是个大型国有企业,面积似乎比第一棉纺厂还大。不仅地上面积大,地下还有一个很大的防空洞,迷宫一样的,冬暖夏凉。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常常躲开班主任的监视,溜进去玩耍,常玩的游戏是打牌和捉迷藏,模拟着打仗,常常弄得爬出洞时一身的灰土。

我劳动的地方车间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工序是把圆珠笔芯一样粗细的铜丝传输到一种浸满含肥皂水的溶液中清洗后,再绕到马桶盖大小的盘上。我的任务就是监视着铜丝,断了就通知带班的师傅,用专门的剪接机,通上电源,在高温下对接上,然后再磨平。等到盘上绕满了铜丝,就通知师傅取下盘,再换上新的空盘。这活与纺织厂的活差不多,就是活重了一点。

比较开心的就是闲下来跟着师傅用报废的耳挖子、铜链子、钥匙圈,和九连环那样笑玩意。带班师傅是个沉稳的中年人,对我很温和,手艺也很巧,做了不少这样的玩意,分送给了我的弟弟妹妹,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后来听到一些闲话,说我们做私活,不知道又是哪个伪保长的杰作,我就不敢做了。

相比较女工居多的一棉,电缆厂是男人的天下,不过,我还记得隔壁工位上有个女孩,大我四五岁。大概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长得小巧玲珑,非常漂亮,真正的肤如凝脂、目如黑豆,即使穿着工作服,照样掩盖不了那飘逸的身材。在这个到处是金属棱角的车间里,平添了一道暖色。记得文革的时候,有一幅有名的宣传照片《演出之前》,我看身边的那个小女工就像那照片上那两个美丽的小演员。更少见的是,不仅人长得美丽,连声音也是宛转悠扬,一说话,就是羞红了脸地腼腆,活脱就是一副邻家女孩的感觉,当时我们情窦未开,也不会想得很深,只是痴痴里幻想着将来谁能娶这么个美丽的姐姐,一定很幸福。

电缆厂毕竟是大企业,我们学生还能享受洗澡的福利,每次还发给我们一块喝家用不一样的肥皂,沙沙的,一边抹一边掉渣,专门洗油污的。同时也享受和工人一起吃午饭的福利,由此还闹出一些大同学因为排队、插队买饭,和青年工人产生摩擦进而打群架的恶性事件。

电缆厂离开学校很远,城里要坐五路公共汽车到终点站的利民砖瓦厂还要过去,坐公交车大约也要二十到三十分钟,所以学校还要补贴每个人每天公交费1毛钱。但是为了省钱,传闻有的同学玩起了逃票的把戏,弄得后来五路汽车的售票票专门盯上我们学生。我人小,胆子也小,为了省钱,去的时候上班不能迟到就坐公交,回来晚一点无所谓,就步行。后来奶奶看见同院子的女同学早到家,却迟迟不见我回家,急得要死。后来我把省下来的钱给了奶奶,她还感动得一个劲地逢人说我孝顺。


三、

相比较一棉和电缆厂这样的大型企业,第四制药厂是个比较小的厂,旧址在长安桥,也就是现在的江尖公园一带,每次大约只能容纳一个班的学生劳动。这里也是女工居多,总有一二百人的样子。四药厂比较有特色的是它的食堂,每天做一种包子,放进了蜂蜜,特别好吃。说起来也不难理解,蜂蜜保健产品本身也是药厂的特色产品之一,当时人们经济条件比较差,人们对保健品的概念不强,但是据说很受上层精英和老外、华侨的青睐,所以销路不错,弄点到食堂开发点食堂新产品也是情理之中。

我劳动的车间,应该是个包装车间,不过十几个平方米的房间,架起一张大大的木板就是操作台,上面堆满纸盒和针剂,记得就是青霉素、庆大霉素等抗菌素。我们的活就是把做好的针剂一个个顺序放进纸盒了,纸盒上糊上带有商标的说明书,然后装进大的纸板箱。别看活不重,也是比较辛苦的,当时是冷天,好像特别冷的一年,车间里自然不会有什么空调、取暖器什么的,装针剂和糊纸盒,接触到的都是冰冷的针剂、纸盒和浆糊,时间长了,手冻得通红。我记得当时每天最盼望的等着午休的铃声响了去食堂吃饭,因为一吃饭,身子就暖和起来了。

车间里的工人都是一帮年龄相仿的里弄里大妈们,整天乐呵呵的,一边工作,一边东家短、李家长地闲聊,看见我这样一个小男生,都当做是邻家小男孩一样宠爱着。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女工看见我的手冻得通红,就专门到附近的家里拿来一副露着手指的绒线手套给我;还有一次,我有点发烧,另外一个大妈级的女工硬是把自己穿在里面的毛衣脱下来给我穿。旁人笑她在男孩子面前脱衣,她笑着说,他懂个啥,我儿子还比他大几岁呢!

所以我对运河边的第四制药厂印象最深的,除了刺骨寒冷,也有足够的温馨。

幸福食品厂也是个里弄小厂,坐落在崇宁路中段,规模比第四制药厂还小。那门看上去就是普通人家的大门,里面的布局也是一个老式的大宅院的布局,上下两层,二楼的房间都是地板的,踩上去吱吱地响。那里的每个被叫做车间的房间都不大,最大的做糕点的车间,大概是两个房间打通了的,也不过二十多平米。那里的放着好多的方方正正的铁盘,工人们在铁盘上拿着木质刷子用植物油涂上一层,放上做好的蛋糕、油酥饼等胚胎,然后放进铁质滚动带,送进火炉里,烘烤之后,输送出来,就到了下一道——大概也是个包装车间,那里就是我劳动的地方。带班的师傅领着我把烘烤好的产品用小铲铲下来,装进包装纸、装箱,遇到有破碎的就放在旁边做废品处理。所以很多嘴馋的同学很羡慕我有吃福,更有的经常来转悠转悠,消耗一点废品

我从来不吃,因为我母亲就在无锡市第一副食品商店里工作,那些蛋糕、饼干、油酥饼等副食品的生产流程早就了解了,所以基于卫生的考虑,我一般只吃雪片糕和挂面这两种东西。的确,在当时的食品生产中,也只有这两样东西,生产的时候,要穿戴专门的工作服和手套、拖鞋才能进场操作。

和电缆厂那样的国企相比,幸福食品厂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我的学工的工厂中,那里的食堂饭菜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当时限于经济条件,企业食堂里的饭菜油水不足,但是幸福食品厂是个里外,不管是炒青菜、包菜、白菜什么的,都是油晃晃的一片,尤其是那个猪油渣炒粉丝,香飘四方,百吃不厌。


 

 第四棉纺织厂的工作环境和一棉类似,但是规模小一点,大约能够容纳两个班一起劳动。我和同学加上四班的几个同学分配在纺纱车间的机修班劳动,纺纱车间环境嘈杂,机修班虽然就在车间隔壁,但是门一关,就清净多了。那里清一色的是男性。所以常常有女工从车间里溜出来,跑到机修班,歇息几分钟,喘上口气,喝点水什么的。或者拉着男工悄悄滴说上几句话,无非是要求开后门帮个什么忙,早点把机器修好等等。我的带班师傅,机修间的头,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技术最好,被求的次数也最多,从不拒绝。他人也很厚道。有一天午饭后,我不知为什么出鼻血了,他让我别干活休息,后来干脆找班主任请假,让我早早回了家。

因为是男性世界,所以平时机修班里经常有人讲一些带黄带荤的笑话段子,讲得我似懂非懂,但是想一本正经也做不到。脸皮厚的女工也会和着男工开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有一次大概是那段子太黄了,我听得有点忍不住说了句什么,大意是怎么在工作的时候说这些啊,惹得几个小青工开玩笑地威胁我要把我顶舢板(把人抬起来扔在地上),后来师傅赶紧来打圆场。不过以后大家讲段子还是收敛了一些。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有趣的是,学校请了一位老工人来忆苦思甜。老工人很直率地说,资本家蒋宪基(工厂经理)很坏啊,千方百计剥削工人,为了骗工人给他好好干活,天天给工人吃香喝辣的,给工人高工资,底下的听众不是笑了了,就是呆了,当时我的同学中有蒋宪基的子女,很多人都很惊奇地看着她。我也很惊奇,不是老师和教科书中经常说资本家是罪恶残暴吸血鬼吃人不吐骨头,怎么老工人眼中的资本家这么厚道仁慈?

当时组织者很是尴尬,赶紧草草收场。

后来我长大了。了解到蒋宪基是个有爱国心的资本家,曾经为无锡和平解放做出过贡献。

以前学工,我们什么时候去劳动的,我有点淡忘了。但是在第四棉纺厂学工的日子我记得比较清楚。那时是1976年的春天,正好的邓小平因为整顿而第二次被打倒,但是保留党籍。我当时分配到纺纱车间的机修间里劳动,厂里的大喇叭那几天一直反复在在广播这项中央决议,我的带班师傅对中央决议大不敬的撇嘴,班组里的工人们议论纷纷,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是赞成的。我但是大为惊异:工人阶级啊,怎么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话这样的态度啊?不得了啊!

有一次周末我到鱼腥巷、隔壁班级的老同学庄志峰家里去玩,闲聊的时候谈起这件事情,庄志峰不以为然地说了几句话,意思是现在啥对啥错都搞不清楚了。他的父母亲都是下放回城的机关干部,连忙阻止他说下去。


 随着教育逐渐步入正轨,开门办学无疾而终。什么时候停止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一段生活毕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走出校园,没有了课堂里读书的刻板和辛劳,能够自由接触到校园以外另外一种环境中的生活。使得我对工厂、农村的印象很好,梦想着早点毕业、早点工作。等到我长大之后,在大学里认识了一批真正下过乡、当过工人知青同班同学,才逐渐意识的事情远没有那么单纯。

这毕竟是我认识社会的第一步。


一场突如其来的“斗 P 会”》
            黄步东
  文革时期,斗 P 会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影视剧、纪录片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节:会议开得好好的,突然主持人大喝一声:“把某某分子某某某带上来”,然后事主在人们的惊讶眼光中低头上台。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赶上了文革十年的尾巴,虽然没有文革初期那样的汹涌,但是还是能够闻到一丝硝烟。

  大概是中三的时候(1976-77年间),当时我在三班,教室是在八中第二排三层小楼的三楼,某一天的下午,我们突然接到要开会的通知,每个班级选了一个班干部(男性为主)参加,地点是在二楼的四班教室。
  我约了2班班长庄志峰下楼到四班的教室,四班的班主任沈老师是电缆厂来的,据说是党办的秘书,兼教我们三班的政治课,讲课喜欢眨眼睛。有个外号(我不敢说)。平时为人挺和蔼的,今天格外严肃。旁边是四班的班长顾作明,也是紧绷着脸。平时就是一副大人样子,今天更加有范了。
会议开始,顾作明主持,然后班主任开场白,发言的同学一个个上台……
  听了发言,我大致了解了经过:原来四班的班干部Q,带领一帮男同学安排一场“恶作剧”,课余时间把教室门关上,“鼓动”男同学们,把小同学G某的裤子脱掉了,正好两个女生推门进教室,看见后吓得惊叫一声,连忙跑去报告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把情况调查一番之后,汇报给了学校。校方认为事情性质比较严重,不仅要做出严厉处分,还要搞个 P 斗会性质的班会,以教育全体青春期的学生。
  我和庄志峰当时是大吃一惊。Q同学和我们在一起小学毕业,当时成绩优异,也是长期担任班干部,相处很好,他只是人比较早熟,没有想到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来。

  最后,学校做出了怎样的处分,我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表面上搞得兴师动众的,其实好像并不严厉,也就是免去了班干部一职,写检查。
  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良好的校风,即便是文革时候,八中的老师对学生还是比较宽容的,对当事人是保护的,1978年照样正常参加了高考;另外一方面,政治形势使然,因为最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学校的干部虽然还戴着H W 兵的袖章,其实已经在慢慢走上正轨了。再一个方面,也是学生青春期没有得到学校和社会正常的引导(当时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氛围),导致一些不可思议的越轨,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学生的。
  最后一年,Q同学转学到其他学校去了。

 

“小富翁”徐杰》

 黄步东
      前几天,遇到老同学徐杰。自从毕业之后,就没有见过面。我们初中还坐过一条板凳,也就是同桌。
  学生时代的徐杰在我的印象中,就很有“范”,一是他长得小帅哥一个,有点像电影明星孙道临;二是他很会打扮,三是他很豪爽,经常“仗义疏财”,常常带好吃的来,和同学们分享。后两条据说家里跟家里有钱有关。我当时只知道他父母亲不在家,是跟着老人长大的,住在火车站附近。他家里人在铁路上工作。

大概是初二的一天。我们年级组织去农村听忆苦思甜的报告,地点是在当时的东亭公社春雷大队,步行行程来回五十里。中午要自备干粮。

   那天天气很冷,我们排队一路走去,路很长,走得很无聊,我和身边的同学就一路走去,用数晒在路边屋檐下的马桶打发时间,也不知道数了几万只马桶,才走出城区,反正那天来回走得脚后跟生痛。

   会场是在意个矮矮的平房里,凳子上长条的,两边砌上砖墩,上面用木板铺上,就是长凳了。地上是黄泥,连水泥也顾不上铺。报告的中心内容,是一个老农来回忆193711月,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在春雷大队的烧杀惨案。

   时光过了几十年,那天也是触景生情,因为也是大冬天,乡下的当天特别的冷。

   偏偏中午吃饭的时候,班主任周老师(工人教师)还要我们在屋外吃干粮,说是好好体会一下旧社会的艰难困苦。我家里条件一般,我就花了最少的钱,买了5只烧饼,一两一只。徐杰这家伙,却带来了满满一书包的吃货,还全是蛋糕之类的高档食品,自己吃了不算,还大大咧咧地和其“馋猫”分享。周老师一听,火了,把他叫到跟前批评。大意是:今天是听忆苦思甜报告来的,感受旧社会的苦,不是来享受新社会的甜的!末了她指指身边的我说:“你看看人家黄步东,多节约!像你这样来听报告,不是白听了!”

   我当时在一边,听了之后,又看看垂头丧气的徐杰,还有一点小得意呢!

   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和徐杰谈起这件事,他说记得有这么回事情。那时候他家境的比较好,父母亲都在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工作,他的爷爷、外公解放前都是资本家,光他爷爷的退休工资加起来,就相当于我们全家的收入了。所以徐杰那时候就是地道的富二代、富三代了。但却是没有任何娇气的富家子弟。

              黄步东


《无锡八中80届俞建媛摄影作品选集》


《无锡八中75级80届学校大事记》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粉碎了“王张江姚”集团,终于结束了十年灾难。1976年10月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无锡八中”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上级党委和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传达贯彻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毛选》第五卷,学习五届人大的有关文件和通过的新宪法。明确了新时期的总方针,摆正了主学和兼学的关系,对于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加快步伐,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速实现“四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学校党支部及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教师在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把下放的教师尽力调回无锡市工作,给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作了改正。党支部的这些工作,调动了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76年,学生虞超美响应政府号召,赴西藏拉萨插队落户。

    1976届起主要开: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俄语、体育、音乐、美术、历史、地理、生物、卫生(陆续开设)

   1977年11月,工宣队撤出学校。
   1977年上半年,校长丁渭道带领10多位老师去上海育才中学,上海二中等参观学习。副校长潘抱存带领5位老师跟随无锡市十二中学去常州十二中学参观学习,“无锡八中”与本市十二中学组织对口竞赛,全校教职工去十二中学听课、学习。1977年上半年,“无锡八中”还请无锡县天一中学领导来校介绍教育革命的经验,而1977年下半年,则组织全校教师到无锡县中(杨墅园)听课。
   各学科都认真调整开展教研活动,如语文学科组,组织初二语文教师采用接力赛的形式,开展教学研究活动。选用同一教材,先后由三个教师上课,课后共同研究,再由第二位老师上课,研究后,再由第三位老师上课。这是集中群众智慧,总结教学经验的好办法。

   1978年上半年,党支部书记席杏芬带领六位老师去扬州中学、扬州七中、扬州教师进修学院等单位参观学习。
   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学校采用了适合当时形势的特殊调整措施,在高二年级中实行分班教学,根据学生的成绩,编出两个快班。学校在其他各年级也抓了基础知识的教学,对学生加強了学习目的性的教育。
   1977年、1978年两年中,“无锡市第八中学”共有21人考取了大学,特别是1978年,“八中”有10人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且均为全市前十名内。其中,徐青考入清华大学,李小钊、陆蒙吉、何广樑、庄志锋、赵睿民、何志刚进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李小钊、陆蒙吉已出国留学。
   1978年,“无锡八中”高亦铮老师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赵渭杰老师被评为无锡市优秀教师。“八中”数学教研组被评为1978年市先进班组。“八中”被评为1978年度无锡市先进集体。、
   突然,“八中奇迹”、“八中精神”以及“孔庙八中文化”再次展现在全市人民面前。

   “八中”的成功、“八中”的奇迹,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八中”的本土文化—“孔庙八中文化”。“八中”大门内“进贤亭”以及纵深处“明伦堂”的“治国平天下”、明朝礼部生员卧碑文“熏陶德性以成贤人”和清朝生员卧碑“上报国恩下立人品”等功不可没。“孔庙八中文化”让广大师生明白了“八中”人为什么存在、“八中”人要发展成什么、“八中”人如何生存等等问题。

   1978年12月,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9年4月,党中央又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学校广大师生倍感党的温暖,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学校的教学工作走向正常中,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继续抓紧了政策落实的扫尾工作。如,对周奕、贺长久、陈鉴、王尧羽、欧阳汉、石元等老师的处理给予改正。对某些同志复查后维持原结论。
   在新时代,雷锋是新中国培养的道德标兵,也是中国传统“八德”楷模。学校还开展了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秩序、讲卫生,心灵美、语言美、环境美、行为美的“五讲”、“四美”活动。继续开展“学雷锋,创三好,树新风,攀高峰”等“孔庙八中文化”或“孔庙八德文化”活动。

   1979年以后,“无锡八中”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教学上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了适应新形势,学校的组织机构作了适当整顿,重新恢复了教导处,撤销了“教革组”,恢复了教育工会,恢复了学生会组织,恢复建立少先队大队部。学校的学制,根据上级指示,实行了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加强了班主任工作,定期召开班主任工作会议,交流和介绍经验。发动全体教师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孔庙八中文化”或“孔庙八德文化”工作,教书教人,管教管导。学校领导深入各科教研组,加强领导,开展教研活动,提高教学质量。
   为进一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学生利益,1981年,在校长室和教导处领导下,“无锡八中”组织各学科组组长和高一备课组长,深入高一年级进行为时的两周的调查。经过听课、开座谈会,举行文化考查等活动,学校摸清了高一年级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等情况,然后制订措施,切实去提高教学质量。
   在总结深入高一年级调查经验的同时,学校又于1981年12份,继续到初三年级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学校明确提出在初三年级要抓“三率”(毕业率、合格率、健康率),促一“率”(升学率)。
   学校化学教研组,为提高化学这门学科的教学质量,举行了化学猜谜活动和化学接力赛。这对培养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兴趣和巩固己学得的知识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市教育局教研室充分肯定了这些活动的经验,并在市内其他学校推广。学校还开了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扩大学生知识领域、认真开展课外活动的现场会。到会者参观了各小組(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乐器乐)的活动情况和体育活动情况,并得得一致好评。

 “无锡八中”的校办工厂在这几年里也有所变化。

   1977年,校办工厂利用废片扩大建立了印刷饭票车间,后来在1981年下半年,饭票车间被转让给了市三十七中。
   1979年下半年,因原料缺乏,硫酸铜车间停止生产。炼银车间搬至农场,炼银车间共炼出银子五万多两,以当时物价计,价值达97万元,1981年产值达36万元,利润13万元。

   1982年上半年,无锡市教研室,在学校举行语文、数学教学研究会。学校还为了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各学科组织课外活动小組,共組织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音乐、美术等14个小組和田径、篮球八个运动队,有439人参加,活动能做到定人、定时、定点、定内容、定辅导老师。
   广大教师爱岗敬业、诲人不倦、情为学生所系、利为学生所谋、权为学生所用,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充分展现了“孔庙八中文化”的引领作用。
   学校在重点抓教学工作的同时,为提高教学质量,对考试制度也逐步作了整顿。
   从过去的开卷考试,先过渡到半开半闭,然后全部闭卷(有各年级组自己出卷),最后,由学校有关部门命题,进行闭卷考试。考试制度的改革整顿,促使了学生自觉地学习,掌握己学的知识和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要推荐
转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