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11号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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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1-07 1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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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全面展开。在这次全面彻底的清查登记中,近现代建筑和工业遗迹成为重点对象。古都北京,城墙早已拆毁,城市不断扩大,从原城墙所在的二环路蔓延到六环路。在城墙内的旧城区,胡同和平房已经被拆毁了很多,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保护旧城,保护四合院,保护名人故居已成为当务之急。政府已划出25片旧城区进行局部保护,为旧京留下一些标本。四合院是北京传统民居形式,为人们研究传统建筑和北京民俗提供实证,而且,作为首都,曾经有很多名人在这些院落里生活过。很多院落至今仍然有人居住,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


但保护四合院,也是一个令人忧心甚至是令人痛心的话题。推土机从来没有停止过轰鸣声,四合院日渐减少。最近就有两个例子,一个是位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即将被拆毁的时候,引发舆论关注,得到文物部门重视。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发布通知,对故居加以保护。另一个就是鲁迅兄弟居住过的西城区八道湾胡同11号。它曾经是鲁迅三兄弟聚居的大宅院,这里的居住环境、生活状态对周氏兄弟创作和思想产生过极大影响;它是“京派”的大本营,《语丝》、《骆驼草》等有影响的文学刊物都诞生在这里;它曾经作为周作人出任伪职后的官邸,充满神秘色彩。它为人们认识曾居住在这里的两位新文学大师提供了最具体可感的物证。长期以来,它成为搭满了棚子的大杂院,有些房屋年久失修。1992年,曾有将其拆毁,在此地开发住宅楼的规划。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反对声。最后,鲁迅的威望起了作用,八道湾11号免于拆毁——《阿Q正传》的诞生地应该保留!连同周围一片平房。十几年过去了,它再次面临消失的危险。位于金融街中心地段的北京第35中学,因为金融街用地而另觅新址,新址就选在八道湾11号所在的街区。2009年6月26日,《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在八道湾胡同口张贴出来。公告说,拆迁工程将于7月中旬开始,当地单位和居民要在8月10日中午12时以前完成搬迁。


消息很快传布出去。外地的学者、记者纷纷打电话询问,我也接到过这类电话。7月中旬,北京《京华时报》终于给出了一个说法:这所院落的确在未来第35中学新址的院内。至于35中的新址规划,则尚不得而知。只是据报道,中学有不拆毁院落而将其作为图书馆的打算.


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的人,常常问起八道湾11号的情况。展览中有一两张图片及说明,还有一个全景模型。但这些,加上讲解员的介绍,仍不能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有不少鲁迅作品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要亲自到那里看个究竟。当我们陪同来宾到八道湾11号参观,看到院内拥挤不堪的低矮的房屋和堆放杂乱的什物,总是不胜唏嘘,有沧海桑田之叹.


让普通民众对这个院落所含有的价值有更多了解,使这个院落得到妥善的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其中发生的曲折的故事和恩怨,是要用很大的篇幅来描述的。本文只能摄取这个大宅院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几个影像,让读者有个大概了解。


周宅

鲁迅少年时代,家道败落。世态炎凉,使他产生了重振家业、一雪耻辱的愿望。他18岁离开家乡求学,从南京到东京,最后在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新文化运动兴起,他和二弟周作人名声渐盛,二弟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而他们的家眷都在绍兴老家。


在北京安家已经成为周氏兄弟的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于是,从1919年初开始,鲁迅到处看房。居住地自然要离他们工作的地方近。从鲁迅的日记上可以看到,他先后到报子街、铁匠胡同、鲍家街、广宁伯街、辟才胡同、新街口、护国寺等地察看。一直到7月间,才最终选中了新街口八道湾11号罗姓的房屋。因为院子大房屋多,价格较高。到11月初,鲁迅才付清了全款,是3500元,加上中保人酬金175元。不包括修缮费。


这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共三进,房间很多。鲁迅只所以选定这所住宅,是因为这里不但房间多,而且院子里空地大,考虑到两个弟弟都有孩子,适宜他们游玩。鲁迅很注意于儿童天性的发挥。后来有朋友来参观,说这院子里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付出的精力最多,看房、交涉、办各种手续,甚至借钱等事,几乎全是鲁迅一个人完成。周作人3月份离开北京,回绍兴住了一个月,随后将妻子儿女送回日本省亲。他们的计划是,全家在日本一直住到新房告成,直接到北京团聚。期间,因为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周作人只身回国,8月又回东京接家小。8月10日,周作人一家到达北京。因为八道湾新居还没有修缮好,绍兴会馆又不让住女眷,鲁迅为他们找了会馆附近一家姓王的宅子暂住。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周作人也不时到八道湾了解施工进度,并且对装修设计提出一些要求。11月12日他的日记中记载:“托泽山工程局造日本式房及浴室。”13日:“午出校,至八道湾看装水道。”他和三弟建人的妻子都是日本人,日本岳家的亲戚又常来居住,日式设施是显示了对他们的尊重和关心。这里所谓装水道,是指浴室的下水道。负责施工的“泽山工程局”,是一家日本公司。


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搬入八道湾居住。安顿好二弟妻小,鲁迅于12月1日离开北京回故乡接母亲和三弟一家。


全家13口人实现了大团圆。周宅三进院落,几十间房子。前面是坐北朝南的罩房,每3间一套共9间,鲁迅住在中间的一套里;中院有北房三间,鲁瑞同朱安分住两头的两间,中间的堂屋为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后面接出一间,一面扩大空间,一面也为了采光,北京人称之为“老虎尾巴”。冬天为节省煤炭,鲁迅就搬过来住。后来鲁迅从这里迁出,在阜成门内购买了一个小院子,在北房三间后面也接出一个“尾巴”,可见他很喜欢这种格局。中院东面有一个夹道,通到后院。后院气派,也最宽敞,北房9间,每3间一套,周作人一家住西边一套,建人一家住中间一套,东边一套作客房。


院子里的景物是丰富的。有一年的春天,周作人的小女儿生病,一家人陷于忙乱和紧张,不觉春天已经逝去。在孩子病情好转后,他放松下来,到院子里散步,山桃烂漫得开始憔悴了,东边路旁爱罗先珂回俄国前手植以为纪念的一株杏花已经零落净尽,只剩下一些绿蒂隐藏在嫩叶底下。而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开。


三兄弟定居八道湾以后,生活比较安定了。建人深感学历不够,就到北大听课。他的学费由两个哥哥负担。例如周作人日记上有记载:1920年1月19日:“收12月半月薪,代乔风付学费票46元。”


鲁迅和周作人在本职以外,又多兼了一点课,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收入,供大家庭的开销。


在此之前,总是大哥鲁迅为周作人介绍工作。现在,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也能为鲁迅介绍了工作了。1920年,北大国文系拟增设一门小说史课,系主任马幼渔同周作人商量,要他担任,周作人答应下来,觉得自己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小说史,但以前翻译过不少作品,又做过有关日本小说的演讲,对小说并不生疏;至于中国小说,大哥辑有一部《古小说钩沉》,在家里放着,也可以拿来参考。等回到家冷静考虑,觉得不妥。既然大哥在这方面积累更多,何不请他来做呢?于是就跟鲁迅商量。鲁迅一开始有些犹豫,最终还是答应了。马幼渔得知,也很赞成。


这份工作最终促成鲁迅写出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收到的聘书上写的是北京大学讲师,而周作人和其他几位新文学健将的职称却是教授,这也许会被人以为鲁迅的学问不如周作人等人的好。但实际情况是,北大当时有一项规定,凡兼职者只能聘为讲师,不能聘为教授。


但让人觉得遗憾的是,八道湾11号大家庭,却没有留下一张合影即所谓的“全家福”。现在我们看到的照片,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张合影。也许他们对照相并不感兴趣,不愿浪费时间去照相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有着不幸婚姻的鲁迅,不愿意携带那母亲为他安排的妻子去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而鲁迅与母亲、与两个弟弟居然也没有一张合影——至少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


《阿Q正传》诞生地

在此之前,鲁迅已经发表了多篇小说,《狂人日记》振聋发聩,《孔乙己》简练隽永,《故乡》、《药》、《一件小事》等,篇篇格式特别。《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十分欣赏鲁迅的小说,一次,他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先生的小说,我是五体投地的佩服。”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健将胡适对周氏兄弟也很佩服。查胡适日记,1922年2月间他两次到八道湾。有一次,胡适来访,适值鲁迅不在家,就与周作人谈了很久,午饭后鲁迅回来,又同鲁迅长谈。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对兄弟俩的印象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另外一次谈话中,鲁迅劝他多搞文学创作:“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


鲁迅在八道湾11号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这篇小说准确地捕捉到中国国民性的本质,达到了鲁迅设定的“描画出中国国民的魂灵”的目的。鲁迅显示了高超的塑造典型的才能,将许多人的特点巧妙和谐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使阿Q这个人物成了不朽的典型。作品发表后,北京城里曾有这样一种传说,有些人看了小说,到处打听作者“巴人”的真名,怀疑是自己的熟人所写,因为阿Q的好多毛病自己身上也有。这从另一面说明了作品的成功。


这篇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为鲁迅获得了国际声誉。法文译者敬隐渔在给鲁迅的信中,说起罗曼.罗兰看了《阿Q正传》的感受是:“《阿Q正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


而在国内,较早发表评论、给以相当高评价并提供不少背景材料的是周作人。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署名仲密),指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还指出,作者的笔法“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他多年跟随鲁迅,这些情况他当然十分熟悉。周作人还在这篇评论中,向读者们透露了《阿Q正传》的作者就是鲁迅这个消息,也许是为了免得大家在那里瞎猜吧。


现在这间房屋还在,里面住着一位退休职工。我们从老照片上看,门前种有两株丁香树,如果到西三条鲁迅故居参观,在院子里也有两棵丁香树,为鲁迅亲手所栽。既可见鲁迅对丁香的喜爱,也可见鲁迅对这种居住环境的依恋。


“新村”支部

搬进新宅不久,日本新村的北京支部就在北京成立了,支部联络处就是八道湾周宅。《新青年》第7卷第4号上发表了《新村北京支部启事》说:“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支部地址及会面日期如下: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宅。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时至五时。


四月初,周作人的日记里记着“毛泽东君来访”。从湖南到北京追求进步思想的毛泽东,对新村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见面所谈具体内容,现已不得而知。毛泽东不久回到家乡,撰文介绍新村运动,给予赞扬。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后来是否不断受着新村思想的诱惑,以至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愈益放大,指挥中国人民奔上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道路,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周作人其时正做着蔷薇色的“新村”梦。1919年,全家住进八道湾时前夕,他去日本接家属时,访问了日本新村。迎来中兴时代的周家,要过的正是新村一样的生活。钱是大家去挣,有钱大家花,不分彼此


他们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大哥鲁迅是一家之主,对母亲,对兄弟及其家属都照顾的责任。他一直这么做着,而到了八道湾之后,更其如此。例如,住进八道湾后不久,二弟周作人得了肋膜炎,一度病情很重,而且拖延了很久。在家治疗休息三个月,住院治疗两个月,又根据医生的建议,到西山碧云寺疗养了将近四个月。期间鲁迅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经济上也花费甚多。


不过,在刚入住的一段时间,他们情绪昂扬,不断有新作品发表,甚至合作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22年,三兄弟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第一辑出版,1923年两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


如果把周家宅院比作一个“新村”或者“合作社”的话,在文学上的唯一合作就是那本《现代小说译丛》。合作社很快就解散了。建人向两位哥哥提出,要离开北京到南方工作。鲁迅、周作人为此托了很多人如蔡元培、胡适等。最后,由胡适介绍,周建人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找了一个校对的差事。


建人究竟是为什么离开八道湾呢?他来到北京,就意味着失去工作,没有了养家糊口的本领。当年周作人来北京,虽没有正式的学历证明,但他发表过很多创作和翻译作品,又留学日本多年,日语很流利。建人却没有这些优长。


八道湾的家务由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一切进项都交给她来统一调配。日久天长,就分明显示出来,三兄弟有的是挣得多花得少,有的却是挣得少花得多。大体上说,鲁迅属于前者,建人属于后者,老二虽居中,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但也应该归于开销多的一类,他孩子最多,妻子信子身体不好,医疗和保养花费也不少。


家庭生活是由一连串琐碎事组成的。大家天天见面,就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然而又都在情理之中的矛盾。建人的处境显得尴尬。好在建人的妻子羽太芳子是信子的妹妹。建人的困难既然两个哥哥能体谅,信子和芳子又有姊妹情,日子倒也能维持下去.


但问题却出在芳子身上。芳子与建人结婚后,两人感情还算不错。在绍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夭折,给芳子精神上以很大的刺激,随后患了类似疯颠的病症,脾气也坏起来.


看姐姐花钱十分阔绰,再想想自己手头这么拮据,都因为自己的丈夫没有挣钱的本领,她的心里就失去了平衡,对丈夫看得不顺眼起来。渐渐地,由冷言冷语上升到大吵大闹,埋怨丈夫无能,窝囊,自己跟着他算是受尽了苦楚。


有一次,老二老三两家准备出门游玩,建人觉得自己当然也要跟去的。然而当他走到车子门口时,却见芳子冷着脸对他说:“你也想去吗?钱呢?


两个哥哥备一席酒菜为建人送行,叫来绍兴同乡、鲁迅的学生孙伏园作陪。有一个人在旁边倒是好事,免得他们三兄弟相对无言,或提起往日的快乐时光,徒增离别的伤感。


盗窟

1923年7月14日,通常到后院和家人一起用餐的鲁迅,开始在自己住处吃饭。这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预示着家庭内部关系出现了大的问题。18日,周作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自重。7月18日,作人

周氏兄弟中年以后的日记,每日廖廖数语,形同流水帐。虽然日记现在都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但他们有关此事的内心活动却无迹可寻。只在7月17日,周作人大约知道了鲁迅的什么“恶劣行为”——就是他们之间矛盾的起因——在日记上写了十几个字。但他解放后在生活困难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将这十几个字用剪刀剪去了,使后来的人无从了解他们决裂的真实原因,也因此使得研究者们做出了种种猜测。19日上午,周作人拿着这封信到了前院,亲手交给鲁迅。鲁迅看后,派人去后院叫他,他并没有过来。这一切进行得极为平静,外人甚至家里其他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天周作人发出三封信,分别寄乔风、张凤举和鲁迅,就是说,同一天也给在上海的三弟写了信。其中是否谈到八道湾里正发生着的剧变.因为信已不存,人们不得而知。总之,周作人眼里的鲁迅,已经不是亲爱的兄长和亲密的战友,以前的日记里总是称鲁迅为大哥,如今则径呼为“鲁迅先生”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兄弟决裂呢?因为缺乏实证材料,迄今没有定论。一般人认为,是经济原因造成了家庭矛盾。因为开销太大,入不敷出,外出借钱自然是鲁迅的义务。鲁迅可能会向主持家务的信子提出意见,要她注意节约。鲁迅后来曾以幽默的口吻对朋友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这可能使羽太信子感到不快。批评的次数多了,就会产生了怨恨。羽太信子对干涉家政的长兄厌烦起来,觉得他多余、碍事。


鲁迅不得不搬出了八道湾。当年10月,他病倒了。这场病拖了很长时间。这个时期他的日记中常有病情的记载。如1924年3月,1日、4日、6日、8日、11日、13日、15日、18日、20日、22日、25日、27日、29日、31日,都去了山本医院。还有23日记有:“夜甚惫,似疲劳,早卧。”24日记有:“身热不快,断烟。”26日记有:“终日偃息。”29日记有;“自二十五日至此日皆休假,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


在外面找房安顿好以后,鲁迅回住所取书籍和物品,同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第二天,许寿裳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许寿裳又问:“我送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来了吗?”“不,被没收了。”


鲁迅1924年9月21日写了《〈俟堂专文杂集〉题记》,其中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帄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绾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甲子八月二十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篇题记有多处值得注意,一是用了“寇劫”、“盗窟”、“绾遁”的字样,将周作人视为强盗,这比回答许寿裳问话时说的“被没收了”强烈得多;二是用了“宴之敖者”这个奇怪的署名。后来,有人解释说:宴从宀、从日、从女,意为“家里的日本女人”,也就是羽太信子;敖从出、从放,意为“驱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人”。鲁迅的小说《眉间尺》(后更名《铸剑》)中,那位侠客就自称宴之敖者。这个路见不平、舍命助人的“黑衣人”的外形,与鲁迅本人颇有相似之处。


苦雨和苦茶

周作人留在八道湾,不再做蔷薇色的梦,而耕种起“自己的园地”。他对轰轰烈烈、泥沙俱下的群众运动,持怀疑态度。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是政权更迭所能迅速解决的。他说:“中国近来讲主义与问题的人都不免太浪漫一点,他们做着粉红色的梦,硬不肯承认说帐子外有黑暗。比如谈革命文学的朋友便最可怕的是人生的黑暗,……他们尽嚷着光明到来了,农民都觉醒了,明天便是世界大革命!至于农民实际生活是怎样的蒙昧,卑劣,自私,那是决不准说,说了即是有产阶级的诅咒。


他注重的是启蒙,是思想革命。


周作人把鲁迅住过的房间改造成书斋,命名为“苦雨斋”。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原来,这个院落地势比较低,夏日雨多,院里经常积水。鲁迅的小说《鸭的喜剧》很有纪实的成份


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们盘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势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里积满了水,他们便欣欣然,游水,钻水,拍翅子,“鸭鸭”的叫

清华大学的学生梁实秋来八道湾邀请周作人去讲学,他的的印象是:

……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


可是不久,周作人把书斋名改为“苦茶庵”了。为什么是“苦茶”呢?因为符合主人当前思想状态的饮料。人的口味是常在变化的。儿童时期喜欢甜食,略尝到一点苦味就揪紧了眉头。成年人则已尝尽人间苦味,开始有点自虐似的偏爱苦的东西,正所谓苦中作乐。


命名为“苦茶庵”,还有一层意思。结合周作人出生时周氏家族内那个老和尚转世的传说,就仿佛说,我是一个喝着苦茶的在家的和尚。


1934年1月,周作人满50岁。回顾走过的道路,特别是近年的生活状态,周作人的心中生出许多感慨。他用两首诗描绘自己“知天命”之年的心境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诗发表后,引来很多批评。左翼文化人士认为周作人落伍了,消沉了。


知堂

1932年,周作人的书斋又有了新雅号:“知堂”。他为此写了《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其半,名曰知堂云尔。


来知堂领教的人颇不少。其中废名最崇拜周作人,有一个时期干脆住进了八道湾11号,朝夕问道。废名是北大英语系学生,中外文学兼通,文字别具一格。周作人认为废名最懂得他的意思,对之赞赏不迭,为其几乎每部作品写序。

周作人同弟子们一起创办了《骆驼草》,要进行“新启蒙”。八道湾11号成了“京派”的大本营,为此大受左翼文人的攻击。而周作人也反对在他看来幼稚而狂妄的“革命文学”,以及商业化的所谓“上海气”。他对鲁迅左倾表达了不满和嘲讽。


周作人的智慧表现在,他并非一味退缩,不问世事,明哲保身,自私自利。他主张在事功中体现道义。五四时期的战友,一般都同他保持着联系,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走着怎样不同的道路。陈独秀和胡适虽然在政治上南辕北辙,但都同周作人保持着联系。共产党领袖李大钊英勇就义,他对这位为理想和主义而牺牲的朋友表达了敬佩之情,并对烈士遗孤给予特别的保护和照顾。这时期的周作人,的确给世人一个“智者”形象。


“日本店”

周作人为了小家庭的安宁,为了迁就妻子,不惜将珍贵的兄弟之情放弃。家务事向称难断,我们也不必妄加猜测和评论。只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携母亲和妻子离开后,八道湾里只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这不是鲁迅的话,这是他母亲的意思.


的确,因为八道湾里居住的日本人比较多,生活习惯颇有日本风味。例如,每过年节,客人聚会,饮屠苏酒,必备日本新年食物--粢饼烤鱼等等。


周作人平时交往的日本人比较多,加之他与日本的姻亲关系,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亲日。是的,他精通日语,喜欢日本文化,他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从细节着手,保持冷静分析的态度,使中日两国很多学者佩服。胡适曾说过,像周作人那样真能赏识日本文化的,中国没有几个。


周作人自认为是一个“知日派”。对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最好理解,是对其文化内涵的理解。周作人认为,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文艺学术方面的贤哲,二者应该分别来看待,不能根据这一个而抹杀另一个。所以对日本,不能因为喜爱它的文明而为它的丑恶行为辩护,也不能因为他的暴力行为就全盘否定其文化。


周作人在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暴露的前夕,开始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日本文化的文章,取名《日本管窥》。日本民族是爱美的,但其民间有不同于中国的宗教信仰,往往感情超过理智,蛮不讲理,有时离奇狂暴近于发疯。为什么日本不把国民性中友好的一面拿出来给中国,却总是不停地欺负中国,心存恶意呢?周作人提出一种解释:日本文化是吸收了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精华融会而成的,所以对中国负有文化上的债务,“这种文化的债务在当时虽很是欣慰,后来也会渐渐觉得是一种迫压,特别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债主已是落魄的时候。”日本人为这笔欠债感到屈辱,故而施行暴力,反抗中国。


但文化研究和现实的政治利益、时事变化不可能一致。日本民族性格中的“谜”并不难解,他怎能不知道?那就是现实的利益。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面前,菊花就变成了利刃。他的“日本店”是注定开不下去的。形势已经很明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如果继续鼓吹亲善,说一些互相提携的冠冕堂皇的话头,无异于梦呓。他只有闭口不言。


苦住庵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城很快就被日军占领。官员、商人、教师、学生纷纷南下。周作人面临抉择。


周作人不走。苦雨、苦茶,现在变成了苦住。1938年8月,周作人收到远在伦敦的胡适的信,内有诗一首,劝他尽快南下。周作人回诗一首道:“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离开北平之前,对周作人说:“大家对您的为人、声望都是很尊重的。对您的处境,又同情又感到惋惜。”周作人表示:“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但最终,他还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了,那是在1939年元旦遇刺以后。


1939年1月1日上午,周作人的学生沈启无来拜年,他们在客厅里谈话,工役来报告说天津中日学院一个姓李的先生求见。那人被请进来了,周作人还没有看清他的面貌,那人也只说了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举枪便打,周作人觉得左腹有点疼痛,但没有跌倒。沈启无站起来说:“我是客。”那人照着他也是一枪,沈应声倒地。那人出门后,在院里被工役抱住并被缴了枪,但接应的人在外边,赶进来,开了几枪,把那人救出去了。院里有几个人受伤,其中车夫张三伤重当场死亡。沈启无弹中左肩,伤轻,一两天即出院,周作人最为幸运,子弹正中毛衣钮扣,一点伤也没有。


建人的大儿子周丰三,从小在八道湾跟着周作人长大。此时,在辅仁大学附中读书的他,常听同学们议论他的伯伯周作人可能同日本人合作。他还听到同学议论说,保全周作人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杀掉。丰三深为伯伯的处境苦恼和担忧。事件发生后,他一直心情苦闷,精神抑郁,两年后用家中卫队士兵的手枪自杀了。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已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们为周作人失去名节而感叹惋惜。一个抗击侵略者的将军,人们允许他打败仗,当俘虏,而对代表了民族良心的文化名人,人们则期望他品格纯净,一尘不染,在后者自己,也许觉得冤枉和委屈,但这种现象也真实地反映了国人对文化的景仰心理。郭沫若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就说“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还说,如果周作人能够飞到南方,像他这样的人,就是死上几千几百个换他也是值得的,因为,日本人中信仰周作人的比较多,如果他南下,本身就是对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行动注了一针镇静剂。


周公馆

周作人一介书生,本不适应官场应酬,套话和假话,也与他一贯的生活思想方式不相容。但既然走进官场,再要退回是不可能了。中国俗谚说得好,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返俭,难于登天。周作人为伪政府效劳,生活水平自然大大提高,大兴土木,大摆宴席,乃至为老母亲大办丧事,都是一个高级官员应该有的派头。


鲁老太太于1943年去世。周作人花了一万四千多元为母亲治丧,前来吊唁的达四、五百人之多。母亲晚年,虽然一部分生活费由鲁迅寄来,但因为周作人在北京,不少事仍需他做。他比较忙的时候,就让妻子到西三条看望,送一些母亲爱吃的东西。母亲每年生日,周作人总要订一桌酒席,由母亲叫几个陪客同吃,还让儿子去摄影留念。他的生活水平之高,从这样一些细节上可见一斑:改装原有房子,新购房产(八道湾13号),家中仆人很多,开销很大。


文豪从政,使他的一系列活动如日本之行、地方视察、南下游历,故地重游、乃至拜见满洲国皇帝、赴南京为汪精卫主席祝寿等等,都很吸引媒体注意,一时颇为风光。


此时,周作人书斋的雅号却又成了“药堂”,虽然没有苦字,但味道还是一样。


他一面做官,一面仍然在写文章。除了读书的消遣外,开始思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提出“道义的事功化,伦理的自然化”,反对唱高调,注重实际,的确是精辟之言。他提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也就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问题,他的隐含意思是探讨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甚至宣扬中国文化最终将同化异族侵略者。日本作家因此而攻击他,称之为“反动老作家”


囹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作人惶恐不安地等待着早已注定的结局。12月初,他被捕入狱,到南京接受审判。八道湾11号很多房屋被占用。

检察官在公诉书中列举了周作人的罪状: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日本的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协助敌人调查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军需,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等等。


周作人聘请了律师,做了答辩。他申明,当时政治环境恶劣,家庭生活困难,特别是元旦遇刺,生命受到威胁。因此,在汤尔和的再三怂恿下,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但他不是真心投敌,他的想法是:“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就是说,他的动机完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而且他还找到这样一个理由,说明自己出任伪职是为了减轻占领军造成的危害:“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而提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致遭日本作家猛烈攻击,也算是一条对他有利的证据。


周作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49年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准备撤出大陆,监狱的犯人面临疏散。周作人获得保释。他实际上只服了两年多的刑。


出狱后,周作人先在上海住了半年多,8月回到北京。其时北京已成为共产党人民政权的首都。周作人的罪行虽然是由国民政府的法院判定的,但共产党政府不可能更改其结果,因为他的罪名是背叛国家民族。所以从1949年直到去世,周作人没有获得公民权。政府念他精通多种外语,请他翻译外国书,但必须以“周遐寿”、“周启明”等笔名发表。


他的经济情况很拮据,虽然出版社每月都给他一笔钱,但无奈他家人口众多加上年老生病,开销很大,钱总是不够用。晚年,因为国内闹自然灾害,食品短缺,家人营养不良,周作人不得不经常给香港友人写信,请求邮寄食品和药物。现在有大量这样的信件留下来,透出了一个老年“乞食者”的无奈和悲哀。


值得一提的是,周建人的日本妻子,羽太芳子,仍然跟周作人一家住在一起,这无疑也增加了周作人的负担。羽太芳子1964年病逝,她的姐姐信子死于1961年。


晚年的周作人,除了年老多病,经济困难,心绪也常常十分恶劣。从政治上说,他很明白,不会再有人来顾问他,更不会有人来尊重他。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大哥享受着崇高的威望,自己却渐渐被人遗忘。


兄弟的恩怨仍然在这座历经沧桑的宅子里继续。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想到大哥对他的提携照顾,想到他们在绍兴、南京、东京和北京绍兴会馆、八道湾11号寓所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有一次,他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出门时,指着院内的丁香树对说:“这是家兄种的树。”客人第一次听见周作人把鲁迅称为“家兄”,分明感到那语气中流露的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晚年的周作人,身体在这所曾经辉煌过的宅院的一个角落里挣扎,而精神无疑常处于阴惨的囹圄。灾难无穷无尽,一直到大限来临。红卫兵冲进他家,对他施行专政。抄家、批斗、罚跪,最后被赶进洗澡间,每天只能吃棒子面粥,因饥饿而身体浮肿。为搜集鲁迅资料而来访问的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看到了这惨不忍睹的场面:


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的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


同住一城、身居高位的三弟建人与他几乎没有来往。周建人晚年撰写的《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谈到两兄弟的一次邂逅


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


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他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

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


周作人去世后,八道湾11号经过了很多变化,陆续搬进来很多住户。他的后代完全离开这所宅院。一位曾在他家当过女佣的白太太,也于几年前去世。


假如将这所院落保护起来,或作社区图书馆,或作新文学成就的展览馆,或作北京文化研究基地,都是可供考虑的选择。

鲁迅的崇高地位早已确立,周作人的凄惨结局也已定格。可是,八道湾11号,这所两个大文豪居住过的、承载了兄弟恩怨、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四合院的结局将会怎样呢。

2009年10月

 

以上摘自苏门山人---姬学友的博客,登载日期:2011-12-9,其附记:

多年不看纯散文杂志了。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散文世界》2009年第6期上看到了黄乔生先生的《八道湾11号剪影》。出于对周氏兄弟生前身后事的兴趣,我一口气读完这篇一万多字的散文。文中摄取的家族影像,传递的历史信息,涉及的现实话题,耐人寻味,发人深思。这是一篇以学问做根基,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内涵和艺术感染力的美文,于平易中颇见功力。为了细读,我冒昧地请黄老师发来了电子稿。现转发于此


黄乔生,1964年1月生,河南南阳人。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1986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任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主要学术著作有《周氏三兄弟》、《鲁迅与胡风》、《走进鲁迅世界》、《陈天华》、《西方文化与现代中国妇女观》等。著有散文随笔集《采蘋集》。主编大型丛书《回望鲁迅》、《回望周作人》以及《鲁迅书话》等。另有译著多种。

2014-02-09 14: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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